这个电脑屏幕上显示着的数据，是我的糖化血红蛋白读数(HbA1c)，是我刚刚完成的体检结果。对于一般健康人可能就是体检报告中几十个项目之一，统统正常，他们也许都不在乎这到底是什么含义，甚至觉得体检都有点多余。
而当年的我，也曾经和他们一样知之甚少，从来不用担心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其实，对每一个糖尿病人而言，这个简单的数据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甚至是一生都难以实现的一个理想，因为这表示一个完全正常的血糖水平，正常到没有人相信你有这种难缠的疾病。
现在是2021年2月12日，中国的农历除夕之夜。而在此之前的6年多时间里，我的这个血糖指标，一次次都让我从体检之前的忐忑，到体检之后的释然和高兴，因为它一直都保持着令人激动的健康水平！
也难怪，其实我的动态血糖曲线，甚至比健康人的还要漂亮，如果只看下图这个平均读数，会把年过半百的我当作是青少年：
作为一个乐于分享的人，我渴望把这些数字背后的秘密，告诉世界上所有被糖尿病困扰和恐惧的人。正是这个秘密，让我不仅仅达到了血糖正常，而且身体的其他各项指标也都保持在正常范围。
6年多以前，我也是他们中焦虑的一员，因为我的糖化血红蛋白指标在2014年的体检中测出是10.4，空腹血糖超过12！因此我的医生斩钉截铁地说，我是百分之百的糖尿病患者。他的话意味着我的后半生，将一直不间断地遭受病痛的折磨，无休无止打针吃药。有40%的概率，在后面的十年，我将失明；或者要洗肾；或者要截肢；或者心梗脑梗。有100%的概率，我的寿命将缩短至少十年；并在最后的时刻，花光一生积蓄，在ICU里，毫无尊严，只剩下千疮百孔的躯体离去。
然而这几乎注定的悲惨未来，并没有发生，在确诊仅仅三个月后，我滑向深渊的命运之舟，被强力扳回到现在平静却又令人振奋的轨道。现在我不仅仅拥有健康，还拥有自己的企业，即使是肆虐的新冠病毒，也不能把我击倒。
我体验了一个奇迹，逆转糖尿病的奇迹，几个月内发生的逆转奇迹，经过自己身体的证实，已经保持了6年的奇迹，在这个海内外同胞共庆吉祥的夜晚，我渴望这个奇迹让所有需要它的人知道。
它的原理，它的贡献，还有它背后不可思议的故事。
因为是真切地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这看来反败为胜的故事，也是我并不复杂但耐人寻味的人生经历。
这一切要从2012年年初开始，那一年，我个人经历的人生压力，并不亚于2020年大家终身难忘的鼠年。而医生说，糖尿病的发生有种种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心理压力。
201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蚀骨铭心的时间刻度。那一年全地球都在疯传，人类的世界将在12月21日这一天毁灭。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个玛雅预言已经流传了很久，至少在2009年之前，好莱坞就以此为名拍出了一部灾难大片。那时候总有人半真半假地互相询问，有没有搞到船票？因为据说在青藏高原某个不知名的雪谷深处，各国政府精诚团结，合力造好了一艘避难的诺亚方舟，船票的价格也言之凿凿地定为十亿美金。
但是我一直没有把所谓末日放在心上，作为清华大学的标准工科男，没有科学依据的事情我不会相信。说实话，以现在来看，那时候对所有不能获得个人收益的事情，我都不关心。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好，迫于生活的压力也好，我没有时间和兴趣放在事不关己的事情上。而且就个人来说，我不太擅长人际交往，没办法融入到那些热烈的猜想和讨论中。
早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做为一个热血青年长久地纠缠于繁琐莫名的人际关系中，让我非常厌倦，热切希望寻找一个凭真实本事打天下的地方。我上大学时正好是以出国留学为荣的八十年代，物质上有着数量级的巨大差距让很多人对西方充满了艳羡，进而相信西方的一切都是高大上的，是合理到完美的存在。人人以起一个英文名字为荣，其实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太少了，普通人根本无法接触真实的情况。
我也和很多人一样，误以为西方人际关系简单，没有尔虞我诈，工作就是工作，能力第一，绩效第一，工作之外又全是人道和温情，这样才造就了西方和我们的巨大差距。
在我的设想中，西方真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还在清华的时候，我就投身于辩论赛，大肆批评国内企业人浮于事，浪费时光之余，以人才外流到西方发光发热为荣。我作为主辩，还和团队一起获得过全校辩论比赛的亚军。
带着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和个人奋斗的期望，我在1997年通过技术移民来到了加拿大。我无法预期的是，成千上万的技术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并没有获得他们理想的生活，失业率高达30%以上，很多家庭也支离破碎，离婚率甚至超过了60%！这样的人生中，从充满了美好幻想，到遭遇现实残酷的破灭，充满了怎样的压力！而且很不幸，人际关系无处不在，只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同。一个情商欠费的人，反而要跨文化应对依然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已经应接不暇，没有时间关心别的东西。
好在作为国内顶尖大学的学霸，我经过短暂的打工生活，就以托福630分的高分加上清华本科学历的背书，考入了加拿大首屈一指的UBC商学院攻读MBA。入学之前，我还以高超的翻译技巧，获得一家生物制药公司的青睐，主持翻译了该公司进入北美临床试验申请的资料翻译工作，为来源于中国的一类新药首开记录。
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挣到了就读MBA所需要的学费，虽然我的专业背景是汽车工程，但是跨界翻译也一样游刃有余。MBA毕业之后，我就留在这家公司工作。该公司后来卖给了李嘉诚的长江生物旗下，我期间也改换门庭，在不同的公司效力，虽然最高曾经做到上市公司副总裁，但是本质上依然不过是个打工人。
我原以为可以一直工作下去，虽然这未必是想要的生活，但至少能够生活。也许2012年，我可以和所有地球人一样，平安地过去。然而，就在年初，当时公司的人事部门把一张裁员通知送交到我的手上。没有理由，不需要理由，很多人认为国外的劳动法很健全，其实要看怎样理解。国内解雇人多多少少会送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比如工作不能胜任啊，公司压缩开支啊等等，无论是中国的社会习惯，还是中国的劳动法都要求这样的理由，虽然没什么用。但西方不需要，在这里一层虚伪的面纱也不需要，只要公司按照法律规定给一点补偿，甚至找借口不给任何补偿。
我就分文都没有收到！
那一刻，我喃喃地想说几句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想说什么呢？想说，我正在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分居，正在努力挽回这个家庭，如果我现在失去工作，我也一定会同时失去了他们。想说，这一年我四十四岁，在这个信息和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这个年纪可能需要很久才能找到工作，也许再也找不到工作。后来我才得知，华为的任正非先生，也是在他人生44岁的时候，妻离子散，靠借来的三万人民币，在租来的工棚里开始创业。然而，也有更多这个年纪的中年人，为了家庭和房供，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甚至有失业之后，从大楼上一跃而下的。
我想说，我积蓄不多，维持不了很久，我该怎么办？真的，每当回忆起那个时候，我总是对自己说，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要看不起任何人，每个人都可能是失败者。每当在大街上看到讨钱的人，我总是无法抑制自己的同情心，因为那可能也是我自己。
二月份的温哥华，依然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天气不冷，大约零摄氏度左右吧，很多人说，实际体感温度可能是在摄氏五度左右。可是当我在众目睽睽中，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向外走的时候，我一直控制不住发抖的感觉，就像在极寒的空气里无法控制一样，尽管实际上可能并没有真的发抖。
这就是我的2012的开始，世界可能不会毁灭，但我却走到了人生的谷底。因为和妻子孩子处于分居状态，所以并没有人知道我失业了，这个四十四岁，头发已经斑白的男人失业了，从这天起，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多少积蓄，甚至不得不靠信用贷款和信用卡债来维持。加拿大的工作不好找，这里的华人太多了，他们要么很富有，根本不需要工作；要么是什么工作都会去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工作机会，也会有非常多的人去争抢，而我一个清华大学的汽车工程系高材生，一个加拿大最佳商学院毕业的MBA，在那些毫无技术可言的机会面前，却没有一点竞争优势。
虽然早知道找工作困难，但确实没有想到如此之难，整整三个月，无数次失败，开始的时候，还有面试，后来连希望也没有了。有些失败看起来，根本难以解释。有一家发动机研发公司，专业背景非常合适，之前我们就有联系，谁不愿意发挥专业所长呢？他们也很看重我，我MBA毕业的时候就申请过他们的职位，如果不是被一个毫无专业能力的人取代，我可能根本不用进入解雇我的这家健康产品企业，那样的话命运可能完全不同。取代我的是一个白人，是温哥华本地的白人，据说家里的人脉很广。都说中国是关系社会，可是哪里又不是呢？
到了2012年我刚刚失业的时候，这家公司跟国内的一家很大的柴油机公司合作，又产生了新的职位需求，看到这个消息，我觉得是命运之神眷顾了我。他们的人力资源部门对我仍然非常感兴趣，极力向中国分公司负责人推荐，甚至已经安排了面试时间，可是这个负责人回到温哥华完全不想见我，连一个起码的机会都没有，他是用人单位，有这个权力。
这个人就像一堵巨大的暗影，我好像能听见他对我说，因为你不可有被雇佣的机会，所以你不可有面试的机会，你已经注定没有了机会。这是我灰暗的潜意识里给自己的解释。
虽然我是清华大学汽车系发动机专业的毕业生，也在国内最大的汽车公司工作过，但是在加拿大，我就是找不到合乎我专业背景的工作。很多技术移民其实也都是类似的遭遇。这就是很多人失业，还有很多人在刷盘子，以至很多人家庭不睦而劳燕分飞的原因。最令人扼腕叹息的，还有我清华的学长蒋国兵，也是我的湖北老乡，他的老家在湖北天门市马湾镇，和我的故乡相距仅有百里。他是获得美国普渡大学核物理博士学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天之骄子，竟然会在自己才华满腹的壮年时期，选择自杀。
他来加拿大之前，31岁就获聘担任清华的副教授，是当时最年轻的，可以说在人才济济的清华园，他也称得上是佼佼者。但是移民加拿大之后却始终找不到合乎专业背景的工作，家里人又不同意回流中国。他甚至只能靠刷油漆挣点微薄收入，郁郁不得志之后，终于在2006年选择了不归路，在高架桥一跃而下！他当时的家里，还有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和一个身患疾病的妻子。
这一年，他44岁。而我在2012年这个“末日之年”，也是44岁。巧合的是，任正非先生也是在44岁这一年因为工作失误被单位开除，不得不自行创业，创立了华为。44岁，听起来就是一个人生最大的坎，过不去的，就是个终点。我虽然没有步他的后尘，却也没好多少，当时的妻子终于提出了离婚，用一张薄薄的纸片，结束我们摇摇欲坠的生活状态。我的两个孩子，也跟着她离开了我。贫贱夫妻百事哀，我确实没有任何理由，挽留这段婚姻。
本来和国内家里定期通话，那段时间电话对我来说，变成一个巨大的情感困难，渴望听到电话铃声，因为面试的希望在那里，又担心是母亲的电话。不知道怎么和母亲说，生怕母亲听出来我的生活状态，母亲对孩子声音的敏感，是无法想象的，她甚至从你还未出生就开始感受着你，陪着你长大，她可以隔着千里万里，分辨出你的喜怒哀乐。同学的、朋友的电话一样不愿意接听，因为我是一个失败者。主动打电话，更是不可能，我本来就是一个不肯启齿求人的人，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的困境，从来没有跟任何朋友提起，更谈不上求助。
除了拼命搜索工作机会，除了越来越少的面试，感受绝望越来越逼近自己。
一个人呆在借居的家庭旅馆里，我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重复一两句没有意义的话，我担心自己很快会疯掉，所以迫使自己走出来，十分钟路程，到位于列治文威斯特敏斯特大道的教堂，那里是我觉得唯一收容自己的地方。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去教会，长久地坐在教堂后排的椅子上等待时间过去，在牧师讲道声和唱诗声中忘却心中的烦愁，得到片刻安宁与平静。晚上也是这样，我必须彻夜开着圣经的有声讲读，才能熬得过去，否则，要不就到这里吧，要不就这样解脱了吧，这种无声的话语，像永不止息的潮水涌上我的心头。
我从没有感到世界如此陌生，尽管我一直把自己作为这个世界的陌生人。如果2012年每个人都要一艘船，我的船就是圣经。无论怎样节省，我的积蓄还是很快花完了，除了我糊口的支出，我还是要负担两个孩子和前妻的抚养费，虽然离婚，我仍然必须承担这些义务，即使我已经负债累累。我从能够借款的所有银行借了所有能够借的钱，蒙特利尔、加拿大丰业、加拿大帝国商业、加拿大皇家银行和多伦多自治领银行，除了这些大银行，还有信用卡公司，例如Capital One，MBNA等等，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一个凡人顺风顺水的时候，很可能说出自己的很多优点；但是当跌落谷底的时候，可能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真的，早上洗漱，看着镜子里那个战战兢兢的男人，胆怯、疲惫，会忽然萌生如果自己是老板，也不会要他工作的想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加拿大有一种委托寻职公司，专门帮助求职者推荐合适的岗位，收费很高，而且并不保证能够成功。我其实是没有试一试的资格的，按照他们的评估，我的服务费需要六千美金，六千美金，差不多是我大半年的生活费。我当时的房租、汽车保险和饭钱，一个月也要一千加币左右。
辗转反侧几天，我甚至想到，也许2012年人类世界真的会灭亡，反正我大概也只能坚持到那个时候等等，反正种种站不住脚的理由，说服了自己，还是把六千美金交给了寻职公司。其实回想起来，根本理由只有一个，走投无路，去捞一根救命稻草而已。
寻职公司虽然帮我推荐了几个岗位，可是却全都没有成功，最接近的一个，过了几轮面试，到了最后，眼看要成功了，可是人家还是认为我已经四十四岁了，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行业，学习难度太大，他们没有必要冒险。可是他们不知道吗？清华大学的学生，学习上会有问题？何况就算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我也是班级里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之一；何况之前从汽车工程领域，一样跨界在生物制药行业干得很好。
我的大学同学，到2012年，分布在很多行业，他们有很多还正在跨界创业，为什么在中国可以，在这里就不行？可是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寻职公司高大的白人对我耸耸肩，摊摊手，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已经被上帝遗弃的人，或者是一个希望得到别人可怜却没人可怜的失败者。
很多年以后，回想那个时刻，我总是告诉自己，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失败者，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得到帮助，不是因为他们可怜，不是因为你是成功者，有资格怜悯他们，是因为看在上帝的份上，多做些好事，你才对得起你的好运气。
也许命运早已做好了安排吧，在我求职的公司之中，有一家的服务包括翻译，为移民来加拿大的华人提供各种翻译服务。他们不但没有雇佣我，还奚落了我一番。我在感到羞辱之余，忽然问自己，你为什么一定要指望别人的雇佣呢？为什么不能自己给自己一个工作呢？在大学里，我是班级的英语第一名，通过了国家大学英语六级，托福考试高达630分，在加拿大读MBA，授课和讨论交流全是英语。我是一个有点语言天赋的人，遗传自我的母亲。我当年在清华学习第二外语德语，还曾获得德语竞赛一等奖。后来在生物制药公司的翻译工作经历，也让我对自己的翻译技巧充满了信心。
为什么我不能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
即使没有什么希望赚大钱，能有多少收入算多少，总比寂寞中坐等强。
我当然也知道，创业听起来豪情万丈，其实却是个成功率极低的选择。每100个新企业，只有5个能撑过去第一年；而能撑到3年还盈利的，只有1个；这就是为什么经济低潮来临的时候，有的创业客甚至会选择跳楼。何况温哥华更是一个机会极少的地方；何况别人创业从零开始，我只能从负数开始，但我别无选择。在2012年的夏天，当很多无聊的人谈论12月21日那天到来的时候，甚至还有人因为恐惧那一天而自杀的时候，我确实拥有了自己的翻译公司，这个公司刚开始也只有我自己。
每个人都可能是失败者，2012年我44岁的故事，经历了一生中最黑暗的谷底，但是并非末日的终结。人生如果已经都到了谷底，怎么走，都是往上。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在人生的压力悄悄埋下糖尿病病根的时候，我的事业也很快就可以触底反弹、柳暗花明了。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