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写到这里，除了糖尿病之外，我觉得需要讲述一些另外的事，因为这些事激励着我，感动着我，也让我对糖尿病给我带来的变化，感受到了更多的意义和价值，并且处于感恩的心态分享出去。
从2012年到现在，我创业成功和逆转糖尿病，这些反败为胜的故事，让很多人感兴趣，在糖友群和华人社区里，经常有朋友问我一些他们比较好奇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最多被问起的当然是逆转糖尿病的奇迹过程，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就算他们不问，我也在通过各种渠道，让更多人知道。还有一个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我有没有后悔？或者用年轻人流行的话说，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我想回到哪个时刻？想改变什么？
比如，如果没有来加拿大，我可能不会有2012年失业后令人窒息的紧张，这样就可能不会惹上糖尿病的麻烦；我也许也能像其他校友那样，在国内做出一番事业来。还有如果在自己创业之后，不是那样没日没夜的奔波劳碌，糖尿病可能也不会找上我，毕竟精神状态和劳累都是糖尿病的诱因。
这样的问答有一次发生在车上，2016年2月20日，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次是我从温哥华驱车去西雅图，参加声援美籍华人粱彼得警官的游行，很多中外媒体帮我把这个时间记录了下来。同车的是一位认识很多年的华人朋友，大约290公里的距离，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感慨梁彼得意外遭遇的同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人生，他忽然向我提出上面的问题。因为有所触动，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反而是他接着解释说，如果我的身体真的已经完全康复，他更愿意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在他看来我的遭遇很值得，我变了很多，之前很难交往，现在愿意帮助人，让人感到温暖，他这么说，倒是让我都不好意思起来。是啊，我们当时就在一起去援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路上。这在患病之前确实难以想象。
2016年2月距离我逆转糖尿病过去还不足一年半的时间，虽然当时的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但是我还不敢十分确定我真的创造了奇迹，毕竟对于慢性病来说，医学观察的时间可能还不够。所以我实话实说地告诉他，现在状态很好，但是还不敢保证已经完全康复，至少要五年吧，我对他说，五年以后，如果我仍能保持现在地健康状态，那我才是真的成功了。不过，他的问题确实让有所触动。
我变了很多？回想起来，确实吧，2016年我虽然还不确定身体是不是已经逆转，但是我精神上的变化，却是确凿无疑的。
梁彼得先生的公案，本身的事件线索很简单，他是纽约市一名华裔警官，2014年11月，他与一名搭档在布鲁克林区一座公寓楼内巡逻时，手枪突然走火，子弹击中墙壁后反弹，射中楼下的格利并致其死亡。这两个人都多倒霉啊。梁彼得受到过失杀人等5项罪名指控，审理此案的陪审团在2016年2月11日裁定梁彼得所受罪名全部成立，他面临最高15年刑期。
如果孤立地看这个案件，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不会激起大的波澜，关键是此案发生时，正值美国多地爆发持续数月的非洲裔美国人抗议警方暴力的浪潮。2014年8月，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18岁非洲裔男子迈克尔布朗遭白人警察枪杀，引发全国性抗议活动；
同年12月，纽约一名涉嫌用锁喉动作致死一名非洲裔男子，还有很多类似的事件，当事的白人警察致死黑人事件中，涉事警察均未受到起诉，而梁彼得是2005年来纽约首名在执勤中过失致人死亡而被起诉并定罪的警察。
美国黑人遭受的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即使时至今日，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包括前不久的被警察跪压致死的黑人弗洛伊德“我无法呼吸”事件，引起了全国经久不息的抗议，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民主自由的灯塔，多少年来却无法消除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痼疾，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
同样作为少数族裔，华人大多对遭受过度警察暴力的黑人，是抱有理解和同情的。但是很明显，就粱彼得一案而言，美国白人无法做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想以牺牲华裔为手段，来平息非洲裔的怒火，这名年轻华裔警察其实是美国司法不公的“替罪羊”。
千万不要认为美国政府，当然也包括加拿大政府所谓按照法律办事，都是公正合理的，法律或者规则可以扭曲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近来得到广泛关注的孟晚舟引渡案，明明是美国为了打压华为的政治性办案，强迫加拿大拘留了孟晚舟，而且拘留过程都违背了加拿大自己的相关法律规定，还胡扯什么司法独立与公正。我在求证逆转糖尿病的治疗方案时，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很多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是一些不可告人的暗黑力量，起到了颠倒黑白的作用。
梁彼得先生的案子在北美地区，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数以万计华人和亚裔民众决定在2月20日这一天，在美国多座城市，纽约、旧金山、华盛顿、西雅图、费城抗议游行。那位和我一起去西雅图参加游行的朋友，开始的时候不太相信我也会去，因为这几年我们都忙着个人的生计，没有特别多的接触。在他记忆里原来的我，本是一个对别人的事情比较漠然的人，所谓损一毛而利天下的事都不肯做，怎么会牺牲大把时间长途奔波去为一个不认识的人争取权利呢？
但我确实变了，从糖尿病患病到奇迹逆转，我的人生价值观的变化，连我自己也会感到吃惊。我是怎么从一个只关注自己幸福的人，变成一个愿意和别人分享幸福，也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呢？我没有办法向他解释我的心理变化，实话说我自己也并不完全了然，心理变化，毕竟不像逆转糖尿病那样，有指标可以参照。因为解释不清楚，说多了，很容易让人觉得我是在宣传教义等等，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看法，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至于是否后悔来加拿大或者是否后悔辛苦创业，我想我能够回答他的问题，我没有后悔，完全没有。也许97年没来加拿大，我可能比现在的物质条件更好，不只是比2016年，甚至是比2021年的我，都会富足。毕竟中国这二十年，是真正开足了马力向前疾驰，而加拿大相比较起来，整体活力远远不能相比，因而个人机会也远远不能相比。
但是这没什么后悔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古人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一样，我在加拿大，因为扛过了人生的挫折和疾病，而变成一个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人，说实话，我觉得前面的代价都值得。
那天在集会现场，我们高举标语牌，上面写着“司法公正”、“不做替罪羊”、“意外不是犯罪”，散发请愿书，要求对梁彼得从轻量刑。大家都交融在一种援助别人的幸福感里，那种幸福感，是我在2014年之前从没有体会到的，不是能够通过赚钱或者消费，或者名望和成就可以取得的。所以如果真能穿越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改变自己，我愿意选择在在大学毕业，甚至在大学毕业以前。所要改变的只有一个，就是精致利己的价值观，回想起来，这样的价值观让我一直也不快乐，四十六岁以前，一直不快乐。
我本来未必是这样的人，至少某个时间点之前不是，哪个少年是从来就精致利己的呢？我上学的时代，不但九年义务制教育是免费的，上高中也是免费，上大学也是免费，我回报给中国社会的还是太少了，所以这后来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后悔，但遗憾是肯定有的。我们那一代人，从小受的教育是非常正统的，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这样的要求和口号，就像种子一样，埋在每个人心里。
有人的心里可能过于贫瘠，又有可能是因为遭遇的是非常大的打击，这颗种子后来终于死去了。但也有人，在来自各个方向的凡尘喧嚣中，在长久的生活奔波劳碌中，那颗种子冬眠了，看上去也和死了一样，可是如果有些真正震撼的感受，可能是上帝的救赎，可能是佛陀的梵音，也可能是一个凡人给予的伟大帮助，这颗种子还会活过来，就像沙漠中麻黄草，就算休眠了二十年，只要遇到雨水，仍然会发芽。
我想，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可能，我原本来并不是一个追求利己的人，只是后来，也许是大学时候，我的那颗种子休眠了。你如果允许我穿越，我就想回到那个时间点，不让这颗种子休眠。
那次在西雅图的集会游行，以默哀3分钟开始，向被梁彼得误杀的阿凯格利以及所有在美国警方与非洲裔人群暴力冲突中不幸遇难的人表示哀悼。而纽约集会的现场附近，大约20名非洲裔人也在举牌示威，要求把梁彼得送进监狱。此外，格利的女友梅利莎巴特勒已经对梁彼得和纽约市政府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20万美元。负责起诉梁彼得的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肯汤普森接受纽约华人媒体“美国中文电视”专访时强调，这一案件的“审判基于法庭呈现的证据”，“与政治无关，与这个国家其他地区发生的类似案件也无关”。
当时的局面不容乐观，参加集会的人都把这看成了和自己休戚相关的事情，回来后，我发起组织了华人平权讨论微信群，继续对该案的进展进行援助。美国华人律师邓洪认为，华人群体眼下所能做的，一方面是“尊重司法”，另一方面是在4月宣判前发出声音，让检方和法官“听到华人社区的愤慨”。国际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说，鉴于此案眼下的进展，梁彼得现在最需要的是“找到一个好的律师，找一些好的专家上诉”。
以前我在国内时，盛行一时的说法是：中国人不团结，在国外是一盘散沙，我也一直相信了很长时间。2014年随着我自己的变化，我发现是不是团结，不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除了梁彼得警官这件事情之外，单是我知道和参与的还有很多华人互相援助的事情，比如清华校友陈霞芬的冤案，我们为他捐款，为他做义务翻译；旅美华人赵维武老人冤案，我也帮他们做义务翻译，并且随着案情的进展，直到2021年此时，我和他的女儿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仍在为赵维武的冤案抗争。
特朗普当政时期，为了打压中国科技的进步，启动了所谓中国计划，调动了联邦调查局很多的人力物力，对和中国科技界有来往的学者尤其是华人学者，进行了摸排式的调查，据有关人士透露有多达2000多人次，其中大多是华人，遭到事无巨细的盘查，甚至使用了钓鱼执法和捕风捉影的方式，完全与公平公正原则相背离，纯属采用非法方式阻吓在美学者帮助中国获得科技进步。其中陶峰教授被美国政府构陷，倾家荡产与美国政府打官司，我们很多人为他捐款，助力他坚持下去。
2019年8月，陶峰遭到逮捕和起诉，因为政府怀疑他在堪萨斯大学担任副教授期间，未在学校要求填写的年度利益冲突表格中注明他为中国大学工作。联邦检察官以此指控陶峰涉嫌欺诈，指控他犯下十项重罪，其中包括七项电信诈骗（wire fraud）和一项项目欺诈罪（program fraud），累计刑期可达150年。陶峰教授认为自己与中国的合作与堪萨斯大学的教职没有利益冲突，不存在需要填表申报的问题。他下定决心把这个官司打到底，为自己在法庭上讨个清白。他的律师最近向法官呈递了要求法官直接把该案件撤销的要求，未能获准后，陶教授就进入了准备上庭庭审阶段。
我不知道别的同胞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移民到了加拿大，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后悔过，但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海外对于故土的乡情，绝大多数人都埋在心里。梁彼得警官的案子，2016年4月19日宣判结果是，美国纽约布鲁克林高等法院裁决，判处纽约警察局华裔前警察梁彼得5年缓刑和800小时社区服务，无需入狱服刑。法官同时将此前认定的梁彼得二级过失杀人罪名降级为刑事疏忽致人死亡罪我们的抗争胜利了，即使是面对强大的铁幕，团结起来也仍然能够取得胜利，这当然不只是说法律案件，也包括糖尿病的治疗方案。
糖尿病的治疗方案中，也一样有着不为人知的黑幕，背后都是资本的黑手。事实表明，既得利益者从来不会自动的考虑大众的利益，反而是各种损人利己的案例层出不穷。这个方面先不多说，容当后叙。在我自己用低碳饮食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血糖水平的时候，我才关注了糖尿病，然后才了解到，原来这么多的糖尿病人在常规方式的治疗下，需要耗费这么多的医药，承担这么多的痛苦，而且还有这么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不仅仅是每一个糖友的个人问题，汇总起来，就是亿万人以天文数字计算的社会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国家都会感到沉重，即使是全世界，即使是发达的美国，也都是一样的不可小觑。
这几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事业也是小有所成，即使是一片萧瑟的2020年，因缘际会之下，我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会。非常感恩的同时，我完全可以低调地过着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虽然温哥华藏龙卧虎，移民来的富人很多，但是我对豪宅名车并不眼热。经过了人生的种种波折，荣华富贵于我不过是过眼烟云，我从来不在朋友圈炫耀自己的生活，并且对炫富的行为嗤之以鼻。我最大的愿望只不过是远离喧嚣，深藏功与名，拥有内心的安宁和平静的生活。但是，糖尿病为患于人类之甚，让我的良心无法听之任之而选择作壁上观，独善其身。
在美国，糖尿病人平均每年医疗开支超过1.6万美元；全世界糖尿病人有4亿多，每年间接损失就达到1.3万亿美元（9.1亿人民币）。这些数据可能过于巨大，难以领会到底是什么规模。前两年有一部很火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这个感人的故事其实就是因为”神药”格列卫用于治疗白血病有奇效，但是价格昂贵难以承受，引发了各种悲剧。但是，你知道格列卫一年的销售额是多少呢？40亿美元。而糖尿病一年给全世界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格列卫销售额的300多倍！
在中国，有的糖友一生能打几万针胰岛素；40%的糖友在10年内会发生并发症。每两个中国成年人人，就有一个血糖已经不正常。也许这看起来都是遥远而陌生的数据，但是最让我震撼的是，我有不少亲友都在受糖尿病折磨，而且我的发小中有两位兄弟都得了，他们家境并不富裕，偏偏一个眼睛瞎了，一个肾衰竭要洗肾。。。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全世界每年都有超过150万人因为糖尿病而死去！
明明可以有低碳饮食这样的解决方案，为什么大家不可以都像我一样从中获益呢？如果我不告诉大家，不来和大家分享有这个好消息好办法，我是无法做到安之若素、置之度外的。这几年我也常在微信群等渠道分享我的经验，现在则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所在。而且我还要跟大家一起探讨，怎么样才能够以可持续的模式来推广低碳饮食，解决这个影响亿万人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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